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吃的多，浪费的也多。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的报告说，全球每年损失粮食超过谷物产量的一半。穷国主要是路况不佳，粮食烂在地里；而在富国，食物是被消费者有意丢弃的。
在物产丰饶的美国，食物容易获得，也容易浪费。美国农业部报告说，四分之一的食物被扔进垃圾箱；有的调查者认为，这一比例高达40%。英国媒体也多次抨击本国的浪费，三分之一的食物被丢掉，包括面包、肉类、奶制品、水果和各种零食，只因人们购买得太多，远超食用能力。在德国，平均每人每年扔掉相当于2000元人民币的食物。
中国的浪费程度似乎介于穷国与富国之间——相对欧美，我们在自家厨房里是珍惜资源的；但在饭馆里，中国人却具有一掷千金的豪迈。这固然与大笔公款消费有关，但即使私人买单，浪费量也很惊人。据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统计，中国一年浪费掉的蛋白质和脂肪量可以养活2亿人，2012年餐桌浪费高达2400亿元。
如果说美国人把过了保质期的比萨扔进垃圾袋，是因为广告挑逗起的食欲超出了身体真实的需求，那围坐饭桌前的中国人大量浪费食物，又是因为什么？
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万建中指出，中国饮食主要反映了礼仪的社会需要，是礼仪的物质载体。中国的历史传统是，带有礼仪性的饮食生活配合“人伦”开展。民间的礼仪节庆，婚丧嫁娶习俗极大影响了饮食习俗。
与西方的鸡尾酒会一样，中国人围桌吃喝首先是一种社交活动。一篇论文指出了中国消费者餐桌浪费的几种心理动因：摆阔、攀比、给客人留下好印象、盲从、讨吉利，外加公款消费的揩油心态。
不论是公款聚会，还是私人联谊，或是民俗讲究，从本质上，过分丰富的餐桌是中国人礼仪的必备元素——剩余象征慷慨和尊重，空盘显得吝啬和无礼。
清朝中期，宴席上有海参就足够高档；到晚清就演化出繁复的满汉全席。民国初年，食物的礼仪功能发展到了极致，高级宴席一桌要上80多道菜：四拼碟子、四高庄碟、四鲜果碟、四蜜饯碟、四果品碟、四糖饯碟、八大件、十六小碗、八样烧烤、四烧烤点心、八押桌碗、四随饭碟、点心四道、四样面饭、四望菜碟……如此铺陈，大部分必然浪费，但不这样似乎就显得不合规矩。后来简化，招待贵客仍有34道菜。抗战时期推行节约，才改为八大件、六大碗的酒席。
用大吃大喝和大量浪费来表达礼节，被许多人认为是陋习，对经济和健康有害无利。但为了遵循社会规范，人们又无可奈何。
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。日本人的饮食习俗是“浅尝辄止”，以至于“常带三分饥与寒”，但他们的宴会浪费程度也不遑多让，其结婚宴会的食物浪费率甚至达到四分之一。英国人的宴请不仅剩余极多，而且他们羞于打包，认为将食物带回家会引发尴尬，以至于英国媒体曾呼吁改变这一心态。
聚会吃喝时大手大脚，是人类表达慷慨的不约而同的方式。古希腊的饮宴上，烤肉和面饼要堆成高山，喝酒的大杯不许空着。太平洋岛国汤加，人们平时吃块茎和芭蕉等淀粉食物，大宴时一桌要摆25头猪、25只鸡，外加各种珍贵肉食。这种古代式的豪奢，自然不是肚子需要，而是满足心理。
欧洲中世纪就有宴会浪费的大量记载，发展到近代法国更是极端，路易十六时期的作家记载，原封不动的烤鹅和奶油蛋糕被扔进垃圾堆是常事，被认为是贵族自然的气派。
或许人类的宴席从一开始就与浪费脱不了干系。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习惯于在宴席上沟通感情，因此自然也浪费了更多的“礼仪食品”。换句话说，宴席浪费是人性的弱点，宴席过多则是中国特色。
好在人类也有反省的一面，珍惜资源同样是本能的冲动。在欧美，不少组织致力于节约食物，力图通过各种渠道将多余食物分配给饥饿的群体。而日本更是在2000年制定《食品再生法》，明确了浪费食品是违法行为。在中国，则新近兴起“光盘行动”，既有官方鼓励的动因，也反映了民间自古以来的惜福传统。（高博）